清明节是中华民族扫墓敬祖、表达自己敦亲睦族的情感追求的全民节日。瞭望中华大地，从白山黑水到云贵高原，从黄土高坡到东南沿海，千山万岭一起点燃蜡烛香火，以古老的方式向祖宗致敬，向先人致哀。多少个世纪，多少代人，多少个清明节，炎黄子孙敬奉先祖、怀念故人，早已成为全民族的集体行动。清明祭祖拜宗是民风，是乡俗，是文化，更是孝心、道义和责任。

湖北麻城杜牧广场《问酒》雕塑，取意自杜牧《清明》一诗。

清明节的历史

我们的传统节日一般与自然节令联系在一起，比如端午节，或是由上古时期的“夏至节”延续与演变而来的，古人出于对酷热夏季的恐惧，主动抗拒恶劣时令，相约在夏至那天一起驱害禳灾，纪念屈原的文化含义是后世赋予其中的。重阳节也是源于上古时代的先人在秋后举行的丰收祭天、祭祖活动。清明节同样是自然时令衍生出来的节日，它虽然与提示农事节气中的清明紧密相连，具有时令与节日的双重意义，但“清明”两个字在人们生活中的影响大大超越了自然节令的分量，甚至很多人不知道清明是“二十四节气”之一。

清明节究竟起源于哪个时代，如今已无从考证了。“清明”这个称谓，最早与“二十四节气”一起出现在《淮南子·天文训》中，其中解释曰：“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乙，为清明。”古人根据斗转星移来观测天时，每到清明时节，北斗星的柄部正好指向“乙”位。古代大众知道这种风和日丽的日子应该进行户外活动，因此，在《淮南子》问世以前的若干个世纪，我们的祖先便有了他们的春游，也有了春天的墓祭活动。也就是说，在清明节和寒食节尚未形成的上古时代，老祖宗同样也举行春游、春祭。民俗学家认为，民间兴起去坟地哀悼的方式，最早是仿效王公贵族“祭墓”而来的，因为坟墓被认为是先辈的魂魄所寄。

孟子散文《齐人有一妻一妾》里的那个齐人到城东墓地乞食供品，“不足，又顾而之他”，说明城外不止一处墓地，很多人都出来祭墓，所以齐人得以反复出入坟间，向人乞讨祭食。此文证明，至少在东周已经有了扫墓的祭礼，但那时只是在具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群中扩散，并没有形成全社会的风习。

到了汉代，儒家学说助长了人们的亲族意识和追宗理念，祭扫之风遂日益盛行。《汉书·严延年传》记载，严母从东海郡下邳老家赶到河南郡严延年的任所来看他，适逢他准备处决囚徒，大开杀戮。其母认为儿子做酷吏不会有好下场，临别时气愤地丢下一句：“去女东归，扫除墓地耳。”意思是她先回去，让人准备为儿子扫墓，这说明汉代更流行扫墓。严延年所生活的西汉后期，距孟子时代已经两百年。

民俗在先，“规范”在后。到唐代开元年间，春祭扫墓的古老习俗远不止跨越千年，玄宗诏定将寒食祭祖列入“五礼”。《旧唐书·玄宗纪》对此有明确记载：鉴于“寒食上墓，礼经无文，近代相沿，浸以成俗”，所以“士庶之家，宜许上墓，编入五礼，永为常式”。随后又规定寒食节衙门休假。玄宗的诏令将寒食节“上墓”制度化了，这一节俗更是普及天下。柳宗元《寄许京兆孟容书》描述寒食节祭扫盛况：“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满，皂隶佣丐，皆得上父母丘墓。”柳宗元还说，他已四年没有归籍祭扫，时常担心放牧者毁坏了他家的祖坟及其树木，“每遇寒食，则北向长号，以首顿地”。柳宗元写此信时，唐玄宗的诏令颁布不过六七十年，寒食祭祖的观念已浸透到了人们的骨子里。

然而，清明节到唐朝也成为重要节日了，人们既过清明节，也过寒食节。白居易在《寒食野望吟》描绘过当时的情景：“乌啼鹊噪昏乔木，清明寒食谁家哭。”可见，古人习惯将两节并称，因为二者时间相连。直到宋朝，人们将两节合二为一，以清明节取代寒食节，并吸收寒食节的文化内涵，废除其陋习，每年不再像以往那样接连几十天吃冷食。但是，直到明清之际，寒食节才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消失在清明的雨幕之中。

北宋王禹偁《清明日独酌》中说“一年冷节是清明”，尽管隐喻了作者谪居的郁闷情绪，但说明清明节到此已经承继了寒食祭祖的风习，故无热烈气氛。南宋时期的清明，祭扫更是蔚然成风。“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这是高翥在他《清明日对酒》一诗中的描绘：从南到北的山山岭岭都有墓地，到处都有人忙于上坟祭扫，到处都飘飞着焚烧过的纸灰，到处都有人为死去的亲人伤心落泪。

清人扫墓祭祖图资料图片

从寒食到清明

寒食节比清明节起源更早，但如前所述，它不是民间游春和春祭习俗的开端。民俗专家认为，寒食节禁火冷食可能源于上古时期的“改火”，即每年定期将使用了一年的火种熄灭，重燃新火以图吉利。在我隐约的记忆中，20世纪50年代还偶有乡邻在灶膛用草木灰储存火种，那时火柴还有些稀罕。远古祖先“改火”之隆重，不难想象。因此，今天人们普遍将介子推“割股奉君”的典故作为寒食节的起源，是不准确的。

传说介子推随晋国公子重耳一起流亡，在重耳饿极之时，介子推割下自己的股肉烹野菜给其啖之。后来重耳做了君主，就是晋文公，他准备重用介子推，介子推却隐居绵山不出。晋文公下令放火烧山，想把介子推逼出来，结果却把介子推和他母亲一起烧死了。晋文公感念忠臣，不但在绵山为介子推修祠立庙，还要在他死难之日忌火，以表其哀。

谁听了这个故事，都觉得不太靠谱。既然能够采集到野菜，为什么一定要剜自己的肉？古人写故事，往往极端化，故事一旦被推向极端就荒唐了。然而，由于历代统治者的需要，介子推的事迹不断得到渲染和推崇，赋予了寒食节的思想含义，生火温食的禁忌也越来越严厉。

太原一带是晋国故地，对其风俗想必执行得更严一些。到东汉时期，太原一郡每年纪念介子推还得全面禁火，“咸言神灵不乐举火”，有些老小不堪忍受而生病甚至丧命。周举就任并州刺史，认为冷食残害百姓，也非圣贤之意。他主张恢复熟食，还写了篇祭吊介子推的文章挂到其庙里，明确向陋习挑战。《后汉书·周举传》是将此事作为刺史的功德记录的，宋代洪迈在《容斋随笔》里也对此持肯定态度，但周举如此旗帜鲜明地抵制，也没能动摇寒食节，忌火的规矩又往后延续了至少十来个世纪，可见节俗的力量之坚韧。

古代的阳春三月，民俗节日比较频繁，除了寒食、清明，还有一个上巳节，源于上古的一种祭礼，时间在每年三月上旬的巳日，魏晋以后固定为三月初三。人们汇集到水边洗濯去垢，意在驱邪避恶，也叫祓禊，还兼有嬉游、采兰、饮酒等活动。唐宋时期进行节俗整合，清明节不但承载了寒食节的墓地祭礼习俗，而且融合了上巳节的文化内涵，上巳节从此消亡。

寒食节只是一个“二传手”，但它使“上墓”习俗从贵族到民间，从上古到今日，成为千家万户的肃穆仪式。

苏轼《寒食帖》，作于苏轼被贬黄州第三年的寒食节。

清明无客不思家

我们的传统节日，多半是古人根据自然节令变化形成的共同休息、相聚、庆典、祈祷的群体性活动。比如春节，是万户参与的辞旧迎新庆典，俗称“过年”。但是，从本来意义上说，历史上的春节也就是全民约定的“大众欢乐”，农耕时代的人们辛劳了一年，无论收成如何，岁末都要热闹一番，以祈来年。如果将礼敬先祖的清明节与以“普天同庆”为主题的春节比较来看，清明节的文化内涵更深邃一些。俗语也说，清明大似年。

亲情，是与生俱来的天然情感。正常的亲情、健康的亲情，蕴含着人间大义，同样能够让天地动容。清明墓祭，敬拜的不是什么神灵，而是各自真实的祖宗和前辈，是由亲情衍生的一种祭礼。哲学家冯友兰说：行这种祭礼“并不是因为鬼神真正存在，只是祭祖先的人出于孝敬祖先的感情，所以礼的意义是诗的，不是宗教的”。

每个逝者都应该受到后人的追怀，每个生者都应该饮水思源，牢记前辈对自己的抚养和培育。然而，这种缅怀本来属于心理活动，也是一种容易被淡化、被省略的思想过程，所以更需要一种仪式，更需要一种身临手到的现场行动，这就是“墓祭”，这就是清明祭扫。

先人有在天之灵，这不过是生者的想象，不过是活人的表述，死者对生者没有任何约束力，躺在地下的先辈无法得知子孙是否到墓前看过他们。因此，为先辈扫墓，自己去还是不去，理智得出的结论是一样的。但是，理智同时告诉人们，自家的祖茔应该有人祭扫。

说到这里，我们就更加理解古诗文中所表达的清明思乡之情了。南宋诗人陆游在某年清明前夕奉诏来到临安，歌舞升平的都城浮华使他更添了几分忧思，唯有想到自己能够在清明之日骑马赶回距离不远的故里山阴，心中的落寞才消解一些。“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他在那首著名的《临安春雨初霁》中表达了当时的情思。明人高启身在南京任职，节逢清明却不能回籍，举目四望但见无尽的青山，对家乡的思念使他写下《清明呈馆中诸公》：“白下有山皆绕郭，清明无客不思家。”不难想象，即使是在交通极为不便的时代，古人面临这个祭祖的节日，依然是盼望回家。

现代交通如此发达，很多人还嫌路途费时，年年乘飞机和高铁回籍扫墓。每年清明节前后的那些天，多少都市人凌晨起身赶往郊外公墓，通向各个墓园的马路上被堵塞的车辆往往延绵数里，这还是很多大城市反复强调“错峰出扫”的结果。各地规模已不算小的县城，大大小小的旅馆均已客满，乡间公路上奔忙的都是千里迢迢从外面赶回老家的扫墓者。

瞭望中华大地，从白山黑水到云贵高原，从黄土高坡到东南沿海，千山万岭一起点燃蜡烛香火，以古老的方式向祖宗致敬，向先人致哀。多少个世纪，多少代人，多少个清明节，炎黄子孙敬奉先祖、怀念故人，早已成为全民族的集体行动。

新世纪初年，国家将清明节确定为法定假日，全民放假，各地高速公路停止收费。这不仅是为了鼓励一种习俗，而且是将清明祭祖上升为国家支持的全民族行为。

各地除了政府和社会团体组织的公祭活动，最为普遍的是无以计数的百姓家祭。祭祖拜宗是民风，是乡俗，是文化，更是孝心、道义和责任。

清明扫墓祭祖，寄托悠悠哀思，叩谢前辈之恩，强调感恩行孝，注重的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教化，让活着的子孙接受一次心灵的洗礼，更好地孝敬尚在的长者。

前人形骸虽尽，精神却长存不灭。年复一年的清明，一代代华夏子孙借助肃穆的祭祖仪式，赓续民族精神血脉。我们历史文化中提倡的“慎终追远”，通过几千年不间断地传承践行，早已成为全民族共同遵守的传统道德和民族伦理。

即使是现在的高科技时代，清明祭祀也引发很多人对人生和生命的思考。有个年轻人在其日志中写道：“人这一生只有站在祖茔面前，才明白自己从何而来，将向何处！”也有人说：一个人在他从墓地回来的路上，就应该成为哲人和诗人。还有人说得更朴实：年岁越大，越懂清明，因为“少时难识清明意，如今满襟故人情”。

更多的人面对前辈的墓碑，面对刚刚培上了几锹新土的坟丘，都会想到因为有了墓茔中的先人，才有了自己，从父母或祖父母追溯到以前的若干代，想到某个可知的“分枝散叶”的祖宗，进而想到自己的家族和民族。而我们的民族，正是千万个这样的家族组成的，也是由千万个家族一代代繁衍生息而来的。

华夏大地如此郑重地祭祀先祖，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延续了几千年的民族其香火愈燃愈旺，也向世界展示着炎黄子孙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叶落归根与寻根问祖

每年清明节，我都会想起当年三峡库区移民的一幅照片：整幅图片只有一个身背竹篓的山乡汉子，扎着巴蜀山民的头巾，脸色疲惫，背篓里装着他亲人的遗骨。背篓在他身后，遗骨在画面上并没有露出多少，但附有文字说明：他要把亲人的骸骨转移到很远的地方重新安葬，这是他搬迁中的一件大事。

三峡水库建成之前的巴蜀大山，涧深人稀，道路险峻，那天没有谁到现场见证这位男子的行为。然而，他依然神情肃然地跪在亲人墓前三拜之后，才开始刨坟撬墓，接着将亲人枯骨直接收捡到竹篓之中，自始至终几乎没有仪式，骸骨也未经任何包装。不难想象，整个过程都极为麻利，极为快捷。

当年库区大规模移民，各级政府都做过周密安排，家家户户都享有各种补贴，但有些环节仍然只能各自处理、从简处理。没有人指责这位乡民对逝者“草率”和不敬，他也讲不出几句孝文化的道理，可他以这种最简陋、最朴实的迁葬形式，默默地履行了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也向那幅被意外拍到的照片的读者，诠释了纯朴乡民对已故亲人的敬缅。这样，今后每年的清明节，他就可以到新的坟头沿袭自己上香敬祖的仪式了。

因为年年必须举行的坟前家祭，因为后世对于前人墓地守护的需要，历代不知上演过多少幕“魂归故里”的故事。如古代士人做官在千里之外，很多人未等告老还乡就客死异地，但无论多么遥远，后人都要将逝者运回故里，即使一时没有条件，若干年后其子孙还要将其棺材或遗骨运回，或人抬马驮，或借水就船，不惜辗转几千里，也要实现“叶落归根”。古代的“高速公路”也不过相当于今天的马车土路，想想古人运送逝去亲人的跋山涉水，想想他们为此而经历的种种艰辛，让人感叹的是生命的悲壮。

目前我国可以确认的有关丧葬文化的最早考古发现，是广东省英德市青塘遗址的人工安葬，距今一万多年。在河南新郑的裴李岗、舞阳贾湖和甘肃秦安的大地湾等遗址，都发现有专设的土葬墓地，还出土了骨笛、骨规形器等随葬物。这些距今8000年以上的墓葬遗址，专家分析可能包括“族葬”。再往后，西安半坡遗址和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等地，都出土过用于安葬亡童的瓮缸，这些文化遗址都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证明我们的史前先祖很早就有了明确的生死观念，有了强烈的祖先崇拜意识，我们的民族很早就步入了重视丧葬的文明历程。

后来，墓祭民俗的兴起，不但改变了早期民间“墓而不坟”的丧葬模式，而且形成了贯穿几千年的祭祖节日，催生了整个民族珍视亲情和敬重祖先的文化传统。

无论是旧俗土葬，还是火化后安葬，都是让亡人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于他们生活过的世间。这是死者的愿望，也是生者的需要，因为生者还要面对地下的亲人亡灵表达情感，寄托哀思。

尽管从长久的历史角度看，亡者“以另一种方式”的存在时间终将有限，但现代社会总会以更科学、更文明的方式安置亡者，过去乡村普遍存在的家族式墓地，将随着城市化进程逐渐被公墓所取代。平民化墓园能够得到长时间保存和维护，也是社会文明、时代进步的一种体现。

没有哪个民族像华夏民族这样敬重先祖——隆重、虔诚、执着。并且，我们这种敬祖情感不属于迷信，具有道义上的真实，以无坚不摧的力量穿透了几千年。

因此，无论丧葬文化发生怎样的变化，都不会动摇我们的民族清明节礼敬先祖，强化亲情人伦的仪式。从乡间家族祖茔，到城市现代公墓；从墓前燃烛焚香，到献上鲜花默哀，我们的祭祖礼仪正在随着丧葬方式的变革发生变化，也在不断地改革陋俗，人们也能够以越来越开放的心态适应种种变化。

理性祭祀，文明祭祀，是必然的时代潮流。

与“叶落归根”相关联的一种人类心理是“寻根问祖”。平时，很多人也会有意无意地追询起自己的前辈，这种追询就是寻根。这种追问是要弄清孕育自己的那道看不见的繁衍血脉，追索的目标不会限定在某个时代、某一辈人、某个人物，似乎是愈久远愈好，直到说不清为止。

中央电视台曾经报道，英国一位看上去已无华人遗传基因的女子，获知自己百余年前的祖辈是个到英国打拼创业的中国人，就凭着极为有限的几点信息，坚持依靠网络搜索数年，终于在福建某地寻到了她祖辈的那个家族。当这位“洋孙女”满怀喜悦地走进她完全陌生的中国这个沿海村落时，“娘家人”欢天喜地，倾村出动欢迎她。看到电视里锣鼓震天和爆竹炸沸的场景，我内心也为她寻亲成功产生了几分莫名的激动。

前些年，有个非洲女孩儿来到南京纪念郑和下西洋的展览馆参观，无意间看到一只当年远航壮士使用过的粗糙瓷碗，她当即在那组展柜前泪流满面，长哭不止。因为这位一头黑发的美丽非洲姑娘发现碗上的花纹和她家里祖传的一只瓷碗一模一样。她在这里认定了自己几百年前的先祖，就是郑和船队的中国人，就是当时被重洋所阻隔、终生困在异国的某个黄皮肤黑头发的东方男子。她有理由痛哭，对自己祖宗的确认使她如此百感交集。

我去展览馆参观时，非洲姑娘痛哭的大幅照片早已竖立在原地，成为展览的新内容。面对那幅不寻常的照片，我似乎更明白了寻根问祖的文化情结和心灵缘由。

况是清明好天气，不妨游衍莫忘归

清明，顾名思义就是风光清新明丽的时日，万物吐新，大地生机勃勃，到处呈现出春和景明的气象，所以又称三月节、踏青节，人们在这个节令可以亲近自然，放飞心情。

今人郊游踏青，古人游春插柳。“寒食东风御柳斜”是唐朝诗人韩翃的名句；“清明时节出郊原，寂寂山城柳映门”是宋人杨徽之的作品，写的是家家户户将柳枝插于门楣的景象。古时的人们甚至在轿顶绑上杨柳，四垂遮蔽，追求装饰效果。

古人在清明时节放风筝、荡秋千，以及登高、拔河、蹴鞠、斗鸡等丰富多彩的户外活动，早先也非节日本身的“标配”内容，而是阳春气息诱发人们进行的娱乐行为。宋人吴惟信描绘“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程颢说“况是清明好天气，不妨游衍莫忘归”。清人所著《帝京岁时纪胜》记载：“清明扫墓，倾城男女，纷出四郊，提酌挈盒，轮毂相望。各携纸鸢线轴，祭扫毕，即于坟前施放较胜。”原来，古人祭扫之后就在墓地放起风筝，还比试看谁的风筝飘得更高、更远。古人享受春光的这种场景，今天想来仍很生动，仍能感受到他们的惬意。

可以说，清明是孕育诗歌和散文的时节，是我们所有节日中气候最好的时节，这种独特的时令优势，使传统节日与文学联系得更为紧密，使文学中的节令洋溢着春天的气息，也为清明节增添了另一道灿亮的文化色彩。唐宋时期的著名诗人、词人几乎都写过清明，很多诗篇都没有回避对春色的直接描写，甚至是深情抒怀。这些作品证明，古人在敬祖之际也曾经被春光深深感染，哀伤并不是清明的唯一色调。这笔清明文学遗产，是艺术创作规律和宜人时节共同催生的。

几多年的清明节前夕，我从武汉驱车北归，所经数百里正是以四季分明著称的江淮大地，沿途山青水碧，莺飞草长，明媚的春光令人陶醉。在我离开故乡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双亲一直健在，可我那些年仍然很乐意利用清明节的休息日回老家，这种时日还可以在老屋听见小河边传来布谷鸟的鸣叫，这也是我一直想为清明写篇散文的一个动因。

“百善孝为先”，我们的民族选择在最美好的季节举行祭祖活动，在漫长的历史中演变成清明节的主题，体现的正是炎黄子孙敬重祖宗先民，重视民族精神传承的文化心理。

任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