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老师
作者:王克勇
2018-06-29 16:36:58

认识荆老师是我上小学三年级时。那天上课铃响过后,校长和一位四十岁左右,瘦瘦高高的男老师来到教室。校长告诉我们这是代课的荆老师,也是我们的新班任。这位新老师梳着大背头,蓝的卡上衣和裤子虽然不新,但浆洗得干净整洁,上宽下窄的国字脸上镶嵌着一双大而有神的眼睛。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连下巴上也看不到一根胡茬,尤其是脚上那双刷得发白的解放鞋,干净得让人觉得他从来不走土路似的。这老师真是特别呀!完全不像其他男老师,蓬乱的头发和胡子拉碴的脸,穿着皱巴巴有时还粘着泥土的衣裤就来给我们上课。他没有说话,一跛一跛地走上讲台。我们正想发笑,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嚓嚓嚓写下“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几个飘逸的大字。“你们听过荆轲刺秦的故事吗?”他竟然完全不带一点东北口音,用近似于播音员般富有磁性的嗓音讲起了那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当他讲到“图穷匕见”秦王绕柱而逃时,我们都伸直了脖子,瞪大了眼睛,心都提到嗓子眼了。“我和荆轲一个姓。”他转过身,又在黑板上工工整整地写下三个字。于是,我记住了那个重义轻生、勇于牺牲的荆轲,也记住了这位与众不同的老师荆浩然。

秋风还没来得及将枝头的树叶全部吹落,西北风就裹挟着凛冽的冬迫不及待地粉墨登场。尽管用报纸糊了窗缝,简陋的教室在寒风的肆虐下还是显得不堪一击。为了不让我们第一节课就冻成“冰棍”,学校让各班男生轮流值日生炉子。为了预防火灾,下午放学后要将煤火浇灭,引火柴也是不准在班级存放的。我家离学校有五里多路,天刚蒙蒙亮就要走出家门,往往还没走出屯子,手脚就冻硬了。为了少走点路,我们要斜穿过一片庄稼地,经常被积雪下的苞米茬绊倒。由于穿着肥厚的棉袄棉裤,加之手脚冻得不听使唤了,要在地上折腾好半天才能爬起来。轮到我生炉子时,就更要早起。我背着一捆豆秸和树枝摸黑走到学校,打开教室门,将铁炉子里的煤石和煤灰用炉钩子掏出来,将从家里带来的豆秸放在最下层,然后在豆秸上铺一层大约一尺长的柞树枝,上面放上煤块,再准备用废纸引燃。可是我的手起了冻疮,早已经肿成了一个小馒头,上面还趴着蚯蚓似的几条深深的裂口,连续划了五六根火柴也没将纸点着,急得我直跺脚。这时荆老师来了,他很快将炉火点燃,可是由于阴天气压低,浓烟顿时从铁炉的缝隙中冒出来,我们被呛得连声咳嗽着跑到门外。我用一只手捂着口鼻,另一只手在面前扇来扇去。这时他看见了,突然伸手握住我红肿的“小馒头”,不由分说地放进他暖和的棉袄里:“冻坏了吧?”一股暖流瞬间涌遍全身,我的眼睛模糊了。

我喜欢问问题,经常围着荆老师转,而他也好像特别喜欢我。一天他把我叫到办公室,拍拍我的肩膀说:“你的学习成绩很好,但字写得太差了,字是一个人的门面,如果你愿意,我教你写字怎么样?”他写得一手好字:毛笔字凤翥鸾回,刚柔相济;钢笔字端庄秀丽、灵动潇洒。每天放学后,他就教我怎样握笔,怎样运笔,以及毛笔字和钢笔字的书写要领,并且每天写几个字让我临摹。一段时间下来,我的字渐渐有了起色,不再如苍蝇爬一般,变得横平竖直,整齐美观。我将他写给我的字当作字帖珍藏起来,一年下来,不觉已攒了厚厚的一摞。

永远不会忘记那次期中考试。我和同桌每次考试不是他第一就是我第一,但我总觉得他学习不如我好,因为他总喜欢抄我作业,考试有时还让我给他传纸条。这次考试快交卷时,他传过来一张纸条,让我把最后一道大题的答案写给他。我将关键的几步运算故意写错,就将纸条扔到了他脚下。没想到被荆老师发现了。他捡起了那张纸条,瞄了一眼,走到我面前,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终什么也没说,随手将纸条揣进了裤兜。此后的两天我一直惴惴不安,如同犯人被审讯前的一刻,然而什么也没有发生。第三天各科卷子陆续发了下来,我还是班级第一,而我同桌则排到了第五。放学时我被荆老师叫到办公室,他从抽屉里的一本书中抽出那张纸条。“我对照了你的卷子,你这道题做对了,可为什么传给别人的答案是错的?”荆老师和我谈了很久,至今我还记得那句话:“先要学会做人,再去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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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林抚育》  版画  张士勤

值得庆幸的是荆老师从小学一直教到我初中毕业。等到上高中的时候,我才体会到那种难舍难分的痛。好在我家离荆老师的家只隔了五六里路,假期我经常去看他。但在我上高中的几年里,他的家庭发生了很大变故,整个人苍老了许多。荆老师本是浙江知青,因家庭成分不好而下放到我们村里,采石伐木开荒,什么活都干过。不幸的是腿在一次劳动中受伤了,又被安排到生产队里喂马。三十多岁才和当地一位也有点残疾的体弱多病的姑娘结婚。后来学校缺老师,他能写会算,四十多岁又被招到学校当老师。命运之神似乎总喜欢和他开玩笑,婚后不久,他妻子又患上很严重的肺病,那个时代缺医少药的,一直没治好,可能是这个原因吧,他们没要孩子。后来病情有所好转,他也快五十了,妻子非要给他生个孩子,可屋漏偏逢连阴雨,生孩子时难产,大出血,没抬到医院人就不行了,大人孩子都没保住。

一次放假回家,在回村路上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背影,荆老师正吃力地将一大捆榛柴棵子往自行车后座上挪。我跑上前,放下书包,帮他把车子立稳,合力把榛柴抬到车上,又用绳子重新绑结实。荆老师用衣袖擦了一把汗,深情地望着我说:“几年不见,长这么高了!”他头发斑白蓬乱,皱纹如野藤般在他那张曾经英俊的脸上恣意地生长蔓延,上唇间浓密的胡子和下巴上长短不齐的胡茬遮住了棱角分明的精致的下巴,原本白皙修长的双手粗糙得如同一把锉刀,炯炯有神的眼睛也失去了往日的神采。才一年没见呀!望着荆老师远去的佝偻背影,我鼻子一酸,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听村里人说,荆老师妻儿去世后,原来喜欢说笑的他变得沉默寡言,滴酒不沾的他竟然经常酩酊大醉。起初也有好心人帮他再介绍过对象,他都婉言谢绝了,我想他那时还没有从忧伤中走出来吧。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县城工作,后来父母也随我住在县城,回去看望荆老师的机会更少了。那年春节,我拎了两瓶罐头、两袋蛋糕、四瓶酒和几斤猪肉推开了荆老师家用两寸宽板条钉成的院门,两间茅草房前坡的屋檐由于漏雨换上了两排红泥瓦,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着,只露出了红褐色的边,屋顶的积雪中零星窜出几棵干枯的蒿草,在寒风中瑟瑟抖动着。拉开门,是低矮黑暗的灶房,四壁和顶棚被烟熏得黑黝黝的,只有炉膛里的木头柈子吐着火舌欢快地起舞,四壁在炉盖的缝隙间忽明忽暗。北窗的土炕上放着一个肮兮兮的小木桌,斑驳处仍然透着蓝漆的底子,桌上放着十几册中华书局1956年出版的《资治通鉴》。他将眼镜摘下来,放在打开的一册书上,打量着我。几年不见,荆老师苍老得我几乎认不出来了,原来斑白的头发现在已经全白了,眼睛深陷在眼窝中,颧骨高高突起,甚至能看清褶皱的皮肤下面部骨骼的形状。我们交谈了很久,大都是关于我学习和工作中的事情,他自己的事很少谈起。后来在他的只言片语中了解到他的亲属随败退的国民党军队去了台湾,他和父母留在了大陆,而年迈的父母相继在文革批斗中死去了。

冬天的白昼本就很短,不知不觉中,天已经黑了。我决定留下来帮他包一顿像样的饺子。从小被父母当女孩养的我做得一手好饭菜。我在灶房翻找半天,只找到几棵白菜和两个萝卜,于是决定包白菜馅饺子。他用修长而关节分明的手指笨拙且费力地捏着饺子,我总感觉眼睛涩涩的。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桌,他拿出来两个七钱的白瓷酒盅,郑重地斟满酒。“今天太高兴了!只有你没忘记我,来看我!”两滴浑浊的眼泪顺着他的眼角流下来。当天晚上我们聊了很久,几乎一夜没睡。

第二天清晨,他早早起来为我煮了碗面条,还特意打了一个荷包蛋。“我送送你吧!”我没有拒绝。寒风中我们都沉默着,时间冷凝在严寒中,能清晰地听到风吹地面刮起浮雪的沙沙声。客车摇摇晃晃地在我们身边停下来,他突然紧紧抓住我的手,哽咽着说:“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到你了!”我的泪一下子流下来:“有时间我还会来看你的。”他把手里的一个用纸绳捆扎整齐的纸包塞到我怀里:“这套《资治通鉴》 我珍藏了一辈子,虽然不是完整的一套,但市面也不多见了,送给你留个纪念吧。”客车又在凹凸不平的砂石路上颠簸起来。车门无情地遮挡了他干瘦的身影,我用手指迅速地刮擦车窗上的霜,但狭小的视野中只有白茫茫的田野和随风而起的飞雪。

决定去看荆老师的想法产生了很久,但工作的繁忙和内心的慵懒总会成为不去实施的借口。直至有一天接到老家三叔家堂弟结婚的消息,我才想起要顺道去看看荆老师。

和三叔寒暄过后,我说准备去看看荆老师。“啥?老荆头!去年就死了!”在三叔轻描淡写的叙述中,我才知道,在最后一批民办教师转正中,荆老师有意把学校唯一的名额让给了同村生活困难的刘寡妇家的女儿,只领取了有限的民办教师辞退补偿,生活陷入更加窘迫的境地。

我木然离开嘈杂的人群,双脚似乎有一根无形的线牵引着,不由自主地来到村后头荆老师家。篱笆和破旧的院门已不见了踪影,两间土房已塌了半间,七扭八歪的窗框上玻璃已破碎,破碎的玻璃和混乱的杂物散落一地。我的心陡然一沉,一种撕心裂肺的痛顺着我的经络传遍全身。

每年的清明,我都会风雨无阻地来到荆老师的坟前,在他的坟头培上几锹土,摆上他最喜欢喝的酒,烧上几把纸钱。本想给他立一块碑,但后来放弃了这个想法。我若不在了,谁还会想起平凡渺小得如一粒尘埃的他呢?

(编辑:杨铭  责编:晁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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